北宋神宗时期，王韶主持的经略熙河、招抚吐蕃诸部、稳固西部边防的一系列工作，史称熙河之役。王韶主持的开边工作，因其与王安石变法的特殊关系，使历来封建正统史家颇多非议。因此，对此史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客观地、全面地分析、研究，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就甘肃以及青海古代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藏民族历史的研究，或者王安石变法运动的研究等多方面来说，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王韶和他的《平戎策》

　　北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当时，北宋政府积贫积弱，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关于这一时期的形势，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君饰太平以夸骄虏，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不练之疲民，驭无谋之蹇帅，......则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无足怪者。神宗皇帝即位时，年方二十，“励精图治，将大有为 ......雪数世之耻”。① 因此，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公元1069年）就果断地起用早负盛名的革新派人士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着手改革变法，以改变北宋王朝逸豫因循、贫弱不振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所谓富国，就是要发展生产，振兴经济，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强兵，就是要改变“冗费”养“冗兵”，军队庞大，而战斗力却不强，“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的被动局面。正是在这一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王韶向朝廷提出了他的《平戎策》。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王韶少有壮志，曾“客游陕西，访采边事”。②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12月，随着变法运动的开展，王韶向朝廷上奏了《平戎策》三篇，针对如何抵御西夏侵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平戎策》的具体内容如下：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省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今青 海西宁），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之间， 牧马于兰（今甘肃兰州）、会（今甘肃靖远），断古渭境（今甘肃陇西），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今甘肃临洮），遣兵时掠洮（今甘肃临潭）、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③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④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 、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 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⑤

      王韶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说，要抵御西夏的侵扰，先须招抚处于西夏以南、河湟一带的吐蕃诸部，从而实现使西夏产生“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王韶在《平戎策》中，对于河湟一带的吐蕃诸部发展变化的形势和收复河湟的意义，进行了深刻而又精辟地分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王韶指出了吐蕃瓜分、莫相统一的现状，为北宋政府经营河湟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事实根据。其次，王韶在上书中指出，西夏正在连年进攻吐蕃，而吐蕃各部势孤力薄，万一让西夏得手，则对北宋的威胁就更大了。 再次，河湟地区，土地肥美，适宜于种植作物，发展农业。如果河湟一旦收复，将对北宋的经济有所裨益，又可加强对西夏的防务能力。最后，王韶在《平戎策》里提出的“收复河湟”的要求，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与变法派“改易更革”的主张是相一致的。

　　北宋政府的两大外患，一是契丹，二是西夏。而西夏对于北宋的侵扰更加频繁，威胁也更严重。如果王韶提出的军事目标能够实现，不仅可以直接加强对西夏的防务工作，改变北宋在宋夏战争中的被动地位，而且可以提高变法派的政治声誉，显示变法运动的威力，从而促进改革的进行。因此，王韶的《平戎策》上奏以后，其主张和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视和采纳。 　　　　　　

　　二、活动于河湟地区的吐蕃诸部的历史由来 　　吐蕃是活动于青藏高原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是现在藏民族的祖先。公元六世纪后期，在今西藏西南部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其王称赞普。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都于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十五年， （公元641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唐蕃和平。高宗时，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从此确立了吐蕃对唐朝的臣属关系。

　　从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禄东赞⑥摄政开始，吐蕃和唐王朝之间时战时和，直至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吐蕃乘安史之乱发军北上，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整个甘肃，包括河西和陇右，皆为吐蕃控制。而且吐蕃很快进入关中，攻入长安，逗留十五日方才退兵。此后，唐蕃在陇山东、西进行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 双方在清水（今甘肃清水附近）会盟，约文规定“泾川（今甘肃泾川）西至弹筝峡西口（今甘肃平凉县西一百里），陇州（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一带为分界线。甘肃大部在吐蕃势力内。这次会盟是唐蕃八次会盟中的第六次，也是与甘肃关系最紧密的一次，根据这次会盟的盟文内容看，双方分界当在洮岷一带。 　　开成、会昌年间，吐蕃内部因反佛与尊佛的斗争而引起的内乱，影响到甘肃地区吐蕃统治集团，使其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以秦州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⑦为首，以恢复王族的地位为名（因在这次变乱中，原赞普被杀，后族琳氏家族的乞离胡被立为赞普，笔者注）起兵西进。另一派以驻守渭州（今甘肃定西地区大部，天水地区北部，治所在今陇西附近）的尚思罗和驻守青海的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首，反对尚恐热，阻击其进兵西藏本土。这两派势力在洮河湟水一带你杀我夺，争战五六年之久，且大肆抢掠，给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 由于陇右各地大量吐蕃兵士及部落随尚恐热西进，吐蕃驻秦州（今天水地区）、原（今甘肃平凉北部）、安乐（今宁夏灵武一带）三州及六关的官兵部落归顺唐王朝。唐朝遂乘势西下，收复了陇右各地。与此同时，沙州（今甘肃敦煌）张义潮也乘机率众起义，反对吐蕃统治，河西的吐蕃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唐政府遂任命张义潮为节度使，11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观察使，统率归义军。此时，甘肃大部分在名义上又归于唐政府。大量未迁走的吐蕃部落遂散居于甘肃各地。

　　此后，甘肃湟水流域及洮河流域虽然不再受吐蕃赞普的统治，但实际上仍在吐蕃各部落的实际控制之下。《宋史·吐蕃传》记载，这时吐蕃部落“自仪（今甘肃华亭一带）、渭（平凉华亭）、 泾（泾川、灵台）、原（今镇原）、环（今环县）、 庆（今庆阳华池）及镇戎（今固原）、秦州（今天水地区）暨于灵、夏（今宁夏灵武至银川）皆有之。” 到了宋代，占据河西、陇右、河湟流域的吐蕃部落有：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安家族，大、小石族，大、小马家族，原州、渭州33族，凉州六谷部，河西者龙族和其它45族，河湟流域有宗哥族、河州诸族。这些部族虽然臣服于宋朝，但实际上仍处于独立和半独立状态。他们与西夏、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都有着密切关系，并且是帮助宋朝抵御西夏的重要力量。他们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属，但就其大致情况来说，从宋代中叶起，甘肃吐蕃各部族逐渐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地区集团：一个以凉州为中心，一个先以河州为中心，后移至青唐。 　　北宋建立后，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折逋葛支主动与宋联系，次年又派使者到开封献马。此后关系逐渐密切，不仅在经济上建立了茶马互市关系，而且在军事上互为犄角，抗拒和打击西夏的扩张。后来，西夏军攻占了凉州，吐蕃六谷部联盟解体，所属部落或留居当地，归属于西夏，或南迁河湟，投奔 厮罗政权。据《隆平集》第二十卷载，这时投奔 厮罗的“厮铎督⑧之众十余万。”河西也归于西夏。 　

　唃厮罗政权是吐蕃的一个地方集团。这个政权是11世纪初，于河（洮河）湟（湟水）地区逐渐形成的。 厮罗（即佛子之意，笔者注）为吐蕃赞普之后，被拥立为 厮罗政权的首领。唃厮罗政权统辖河湟地区，有兵力六、七万人，北接西夏，东接北宋，在对待宋夏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亲宋抗夏的政策。唃厮罗政权曾多次派使臣到汴京贡献财物，与宋朝进行茶马交易，北宋政府亦多次派使臣到邈川赏赐大量礼品，并曾授唃厮罗宁远大将军，管州团练使。 　

　宋仁宗景祐 （公元1034年──1038年）年间，西夏元昊大举南进，侵入河湟地区。唃厮罗在鄯州（今青海乐都）设防阻击夏兵，最后，设计大败西夏军。宋仁宗时，唃厮罗迁都于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并进一步密切了与宋的关系。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唃厮罗没，享年69岁。

　　唃厮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其三子董毡依靠母族的势力，占据黄河以北湟水流域。其长子瞎毡、次子磨毡角依附于他人，控制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但不久均死。瞎毡之子木征遂割据河州，控制了黄河以南各吐蕃部落。唃厮罗第三子董毡，一直为唃厮罗所宠爱，唃厮罗死后，由董毡即位，但这时他只能控制黄河以北湟水流域。唃厮罗政权实际上已经分化为两部分，在名义上，仍以董毡为宗主。 　　以上是对唐宋时期吐蕃在甘肃以及青海的活动情况的一个简述，可以看出，唐代时，唐蕃之间争战较多，甘肃一带则成了双方的主要争夺区。或为吐蕃占领，或为唐朝收复，主要由双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双方军队的作战状况等因素所决定。而在争战的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又确立了臣属关系。双方争战的同时，以蕃汉为主的各民族又有着友好往来，有着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学习。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吐蕃与唐两国之间固然有着频繁的战争，但不可因此忽视两国和好的一面，从全面来说，和好仍是基本的一面。其次，唐州县入吐蕃以后，汉族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对吐蕃社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还应该看到战 争带来的某些积极性后果。”⑨五代和北宋时期，蕃汉争战少，友好往来居多。这从后来吐蕃正式归入元朝版图，融入多民族大家庭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过渡期。 　　　　　　　　三、王韶经略熙河的经过和取得的胜利 　

　王韶上奏《平戎策》以后，就被朝廷委派为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官名，笔者注），到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又要他负责秦州西路关于招抚吐蕃诸部，创设市易司，募人营田等一系列事项。从此，王韶也就正式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春夏间，王韶首先招抚了青唐地区一个最大的吐蕃部落，其部落酋豪俞龙珂“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⑩宋神宗为其赐名包顺，使其世守岷州（在今甘肃岷县）。在此影响下，附近一些较小的部落，相继归附北宋的又有近二十万口。北宋所辖疆土，因此而拓展了一千二百里。 （11）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5月，宋筑古渭寨为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任命王韶为知军事。王韶到任以后，积极操练军队，准备进军。7月， 王韶在渭源堡（在今甘肃渭源县城）和乞神坪（在今渭源西南）筑城，进兵至抹邦山，与吐蕃蒙罗角、抹耳和水巴等族对垒。宋军居高临下，吐蕃兵士翻上宋营，王韶身先士卒，指挥宋军奋勇迎击，大败蕃兵， 焚其庐帐，洮西震动。木征渡过洮河来援，吐蕃余众复集。王韶命令别将在竹牛岭（在今甘肃渭源县至临洮县间）南虚张声势，自己亲率一支军队奇袭武胜军，建为镇洮军。不久王韶又打败木征亲军，招抚其部落二十余帐。（12）10月，北宋政府改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县），并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韶进驻康乐寨（在今甘肃康乐县），刘川堡（在今康乐县），开通饷道。2月， 王韶一举攻克河州，4月， 攻占诃诺木藏城和香子城（在今甘肃和政县），8月，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内。 其间道路狭隘崎岖，骑马难行，宋军每天要多次下马，方能通过险途。木征乘王韶行军作战的机会，再次入据河州，并亲率人马追击宋军。王韶不畏艰险，奋力作战，打败了木征，再次平定了河州叛乱。9月，吐蕃岷州首领木令征听到河州已定， 遂主动举城归宋。宕（今甘肃宕昌）、洮（今甘肃临洮）、叠（今甘肃甘南迭部一带）三州的吐蕃部落也相继归附。此次出征，王韶前后行军五十四天，跋涉一万八千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幅员二千里，包括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全被北宋收复，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带地区的局面。王韶取得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弥漫于北宋王朝的因循苟安、逸豫懈怠的政治空 气，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王韶也因此而升任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正月，王韶入朝，木征连结董毡别将青宜结鬼章率众多次骚扰河州，知州景思立所部全军覆没，自己也战死于踏白城（今甘肃临夏银川驿），木征势力又起，接着进犯岷州。4月，进围河州。王韶闻讯以后， 日夜兼程，赶到熙州，采取“攻其所恃”、“批亢捣虚” 的战术，率领二万兵士直趋定羌城（今广河县），破吐蕃结合族，切断吐蕃通往西夏的道路，进临宁河寨（在今甘肃和政县），分兵入南山，切断木征后援，木征只好拔栅逃去。王韶回师熙、河，以兵巡西山，绕到踏白城后，焚毁吐蕃八千帐（13），斩首七千余级，木征走投无路，只好归降。王韶将木征送往京师，宋朝封木征为营州团练使，赐名赵思忠。当初，景思立全军覆没，吐蕃东山再起，朝中不少人主张放弃熙河。神宗非常忧虑，等到捷报传来，神宗方才转忧为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12月，王韶升任枢密副使。 　　富有战略意义的熙河之役，实为当时朝野之中的一件大事，著名文学家苏轼和黄庭坚曾分别写诗，对熙河之役取得的胜利予以赞颂，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录。 （14） 　　　

　　　四、王韶经略熙河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意义

　　王韶经略熙河、招抚吐蕃诸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取得巨大的胜利，就其自身而言，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王韶所具有的精当的谋略和大胆的改革精神。一是采取了讨抚兼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王韶在《平戎策》中已经提出了对河湟诸蕃要采取“并合而兼抚”的方针，对唃厮罗的子孙也要采取“招谕”的办法。这是王韶开拓熙河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了熙河之役的始终。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8月， 王韶招抚吐蕃俞龙珂部，当时，“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15）而王韶独“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16）终于以诚信、大义感动了俞龙珂，使其很快归顺了北宋，并在以后镇守岷州的工作中，俞龙珂及其后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韶经略熙河，以抚为主，至于那些抵制招抚，坚持分裂的部落酋长，则予以严厉的打击。正是由于王韶具有了这一正确的战略思想，因此才使得开拓熙河的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是设立营田司、市易司等，既发展了生产，活跃了经济，又保证了军需供给。关于王韶募人开垦，括治闲田的工作与成绩，大概由于封建史家的偏见，史籍并不见载。而在秦州、通远军、熙州等地设置市易司，以官钱资助商人，活跃商业经济，然后取息以供军用方面，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韶在向朝廷的奏疏中说：“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17）又据载，王韶设置市易司，“人情甚悦”，吐 蕃各部族子弟连袂围汉官踏歌曰：“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18）王韶也上奏说：“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钱，未尝辄费官本。”（19） 因此，王韶设立市易司，不但发展了生产，活跃了经济，而且真正实现了王安石所提出的设想，即“使得蕃部得与官司交关，不患边人逋欠，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古渭固宜聚兵，但患财谷不足，若将市易之赢，更垦辟荒土，即将来古渭可以聚兵决矣。”（20）为熙河之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草野之士魏继宗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如此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中书省据以制定市易法，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颁行全国，并在京城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显然，市易法的制定与颁行，王韶的功绩是不应忽视的。另外，在北宋王朝中，王安石则是王韶开拓熙河的积极而又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深切了解，王韶不仅谋略过人，而且指挥作战也很勇敢，是一个敢于思考，敢于革新的难得人才。因此，他才敢于把进取河湟的任务交付给王韶；但是，王安石又看到王韶“内则 为大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所以一遇问题，他就力排众议，为王韶辩白。在此其间，他不但和反对王韶用事的大臣反复辩论，而且为了替王韶辩明和澄清一些问题，还特地给神宗皇帝写了一道奏章。（21）王安石如此用心，并非仅仅为了王韶个人，而是为了使王韶把经略熙河的任务顺利完成，从而使变法运动能够顺利开展。

　　在王韶向河湟地区进军的过程当中，王安石还常常写信给他，提醒他在战争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些政策，同时，更主要的则是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使他能够消除作战的后顾之忧。南宋朱熹曾经收藏了好几封王安石写给王韶的信，后来，朱熹把这些信转抄给王韶的曾孙王阮，并给他写了一封信──《答王南卿》，其中有几句：家有荆公与襄敏公手帖数纸，见当时事，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若论熙河之役，则二公实同心膂，无异说也...... 　可见王安石在熙河之役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九月，王安石与其他文武大臣向神宗皇帝陈报王韶的战绩，并上表称贺时，神宗解下他的一条玉带赠与王安石，并派内侍李舜举给王安石传旨说：洮河之举，大小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王安石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 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神宗又令李舜举传旨：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22）神宗皇帝两次传旨，足以说明王韶收复河湟，王安石的独立支持，使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王安石始终如一的鼎力支持，才使得先后到秦凤路熙河路前线上的王韶，得以按照其既定计划进军，而终于取得巨大的胜利。

　　王韶经略熙河，具有重大的意义，可归纳如下：首先，王韶主持的开拓熙河的工作，乃是北宋政府以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变法运动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的一次有力的打击。经略熙河，招抚吐蕃各部族的成功，使宋朝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从而实现了王韶所预想的，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边疆各族人民，使其免受西夏统治集团的侵扰和掠夺。市易司的设置及其实践活动，更为新法创造了新的经验，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次，王韶经略熙河以前，甘肃以及青海地区的吐蕃诸部四分五裂，互不相属，不仅受到外部武力的威胁，而且内部各部族之间常年争战不休，严重地影响着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王韶招抚吐蕃各部族，使之归于北宋王朝统一政权的保护之下，减少了内耗和战争，而北宋政府设置的营田司、市易司和蕃汉学（23）等经济文化机构，客观上促进了甘肃以及青海地区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和，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最后，由于熙河之役的成功，被西夏的掠夺战争而阻断的丝绸之路，也可以畅通起来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九记载道：“诏秦凤、熙河路经略司与转运司同议别打扑钱酌中数以闻，务令商旅通行。逐司言：秦凤路宜依旧外，熙河路商货已经秦凤路打扑钱，若本路再收，显见重叠。乞于秦凤路所收钱数每色立为三分，内收二分打扑。如奏。” 足以说明这种情况。这样，回鹘、大食等西域各国的商队、使团，又可以经由河湟而来往于中西之间，这对活跃北宋的经济，加强各民族的联系来说，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注释： 　　①见《宋史·神宗本纪》赞语部分。 　　②《宋史·王韶传》。 　　③据《宋史·王韶传》校勘记，此处“瞎征”应作“木征”。 　　④董毡据居于青唐、邈川（今青海省乐都县）一带，北宋政府封其为邈川大首领。 　　⑤此文引自《宋史·王韶传》。 　　⑥或称噶尔·东赞。 　　⑦或称论恐热。 　　⑧吐蕃六谷部首领。 　　⑨见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第四章《吐蕃国》。 　　⑩《宋史·王韶传》。 　　（11）此数据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 　　（12）此数据见《宋史·王韶传》。 　　（13）《宋史·王韶传》为“八千帐”，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一为“八十帐”。本文认为前者较妥。 　　（14）苏轼诗为《获鬼章二十韵》，黄庭坚诗为《启至大寨，闻擒鬼章，捷书上奏，喜而为诗》。 　　（15）《宋史·王韶传》。 　　（16）同上。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一。 　　（19）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一。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四。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 　　（22）《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四十七。 　　（23）北宋政府发展蕃汉学之举措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八神宗熙宁七年十一月己巳条和卷二百六十一神宗熙宁八年三月戊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