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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军事家王韶的军事思想

【按】琅琊王氏不但在政治、文学、书法等方面世有伟人,军事上亦多名将,如秦朝王贲、王翦,东晋的王敦、南朝陈的王猛,五代的王审知,北宋的王韶、王厚,明朝的王守仁等等,都是琅琊王氏在军事上颇有造诣的杰出人物。王韶是琅琊王氏重要支脉——江西德安锹溪王氏在北宋的杰出代表,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是整个北宋一朝最杰出的军事家。本文专题梳理王韶的军事思想。

论北宋军事家王韶的军事思想

王可喜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 咸宁,437100)

摘  要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韶,在神宗熙宁年间经略熙河,主导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官至枢密副使。王韶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积累、总结了丰富的民族思想,如恩信招抚、汉法教化等等;在军事斗争过程中,又形成了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军事著作《熙河阵法》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著录,可惜原书已佚。兹据王韶经略熙河的实践与史实,钩稽、梳理、概括王韶军事思想。

关键词:王韶;《熙河阵法》;军事思想

王韶(1030-1081),字子纯,纯一作淳、醇,号敷阳子,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德安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曾巩同榜进士,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枢密副使。王韶以文出仕,以武报国,神宗熙宁年间经略熙河,主导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熙河之役是“强兵”的重要体现,是整个变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王韶成为王安石变法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和具体实施者,是“强兵”战略实践的中坚、骨干。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评:“王子醇天下奇才也。…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1] 西北大学陈峰教授在《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一书中评价说:王韶“是本朝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军事统帅,其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已足以与古代名将相媲美。”[2]

王韶经略熙河,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积累、总结了丰富的民族思想,如恩信招抚、汉法教化等等。在军事斗争过程中,又形成了其丰富的军事思想。王韶著有军事著作《熙河阵法》,南宋孝宗朝尚由其曾孙王阮刊印过,朱熹还向王阮提出了校对意见。《晦庵集》卷六十《答王南卿》:“《阵法》细看,尚有误处,如上卷第五板,阵法内左边两队各欠马军红点二十五人;第四板阵法凡马军后并无押队、照队;中卷第一版‘四十万人而增之至三十万’,其‘四’字当作‘由’字。幸更详考,恐更有此等当改正也。”[3] 王阮刊刻的是三卷本,《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作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观文殿学士九江王韶子纯撰。”[4] 应该就是王阮刻本。

王韶的军事思想在《熙河阵法》中当有充分体现,可惜已佚。现据相关史料,参照《孙子兵法》,结合王韶经略熙河的实践与史实,钩稽、梳理、概括王韶的军事思想如下。

1.上下同欲,择明主而倚之。

孙子云:“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5] 意即: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君王不直接驾御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胜利。《东都事略》卷八二《王韶传》载:“时神宗初立,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神宗览而奇之,召问方略,以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从此开始经略熙河。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了西夏可取,必先取河、湟,以断西夏右臂的总构想。王韶深知,只有朝廷的目标与自己的理想一致,只有朝廷委之甚专,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明主宋神宗是为可倚,明相王安石亦为可靠。后来经略熙河过程中,一开始就遇到巨大阻力,可谓是麻烦不断,若没有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全力支持,成就这一番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2.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5] 意即: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以外交途径战胜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韶在经略熙河过程中,实践、贯彻了这条原则。毕沅《续资治通鉴》载:熙宁四年八月“癸酉,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领其事。初,议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会诸将以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縻之,议先致讨。韶因案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以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韶以东,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口内附。既归朝,自言;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帝如其请,赐姓包、名顺。[6]  此乃王韶以诚信、胆量与谋略实现民族和解之成功范例,这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不战而屈人之兵”。

3. 从易者始,避强击弱。

孙子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5] 进攻目标,特别是首攻目标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作战的胜败。只有把首攻目标选择在敌人的弱点上,才有可能达成突破一点而及其余的作战目标。强与弱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防御部署,都是由强点和弱点的有机结合而构成的。先打弱点,不仅容易奏效,而且打下弱点,强点因失去弱点的支持,也就必然转化成为势孤力单的弱点了。因此,避强击弱、拣弱者先打的作战原则,历来为兵家所重视。王韶深谙此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辰,“王安石言王韶欲讨南市、经略摩正事,上以韶为是,既而曰:‘韶能了此否?’安石曰:‘观韶所奏,甚合事机,然兵有利钝,则未可知。若此举未胜,必须再举,胜而后已。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摩正最为易者,或不能决胜,即士气沮坏,敌情轻我,难复言经略矣。’上曰:‘西人敢来助否?’安石曰:‘元昊、谅祚或敢来,今决不敢也。’”[7] 王韶所奏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我们略可知其大致用意,即“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摩正最为易者”。神宗“以韶为是”, 王安石也认为“甚合事机”。 这就是贯彻避强击弱战术,先攻木征,可涨我士气,为后面全面收复熙河打下坚实基础。

4. 险为我用,置死地而后生

孙子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5] 意即:把军队布置在无法退却、只有战死的境地,士就会奋勇前进,杀敌取胜。王韶亲自实践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缘边安抚司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其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先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源堡,遣将破蒙罗觉,遂城策繖丕勒,破穆尔瑞巴族。贼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贼苟不肯捨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徒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玛尔巴山踰竹牛岭,压贼军而陈,下令曰:‘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贼众溃走,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7] 在敌人处高恃险之时,王韶深知“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并明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在自己带头冲锋陷阵的鼓舞下,全军拼搏勇杀,终使“贼众溃走”,真乃文武双全的大英雄!

5.避实击虚趋其不意

孙子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5] 意即:带兵的基本战术要象水往低处流那样,不吃眼前亏,避其锋芒,从敌人的薄弱之处打击,让敌人不知道哪里是坚守、哪里要攻打,趋其不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续载:“会摩正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玛尔巴山,韶语诸将曰:‘若官军至武胜,则玛尔巴山可一举而定。’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其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贼破之,辖约等弃城夜遁,大首领吹斯繖王阿噶出降,遂城武胜。”[7] 在“贼众溃走”、“洮西大震”之后,“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抹邦山”,王韶知道正面的敌人甚为强大,于是采用避实击虚之策,令景思立、王存虚张声势,摆出一副进攻态势,让敌人不疑,实际上自己“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攻敌人薄弱环节,以致敌人或逃跑、或出降,很快攻下武胜。真可谓是神出鬼没,精彩至极!

王韶收复熙州、河州战役也运用了避实击虚趋其不意的战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载:“初,韶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7] 王韶非常明确的指出,“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可见其是有意识的在运用这一战术。

6. 声东击西,攻其不备。

意即忽东忽西,即打即离,制造假象,引诱敌人作出错误判断,然后乘机歼敌的策略。为使敌方的指挥发生混乱,必须采用灵活机动的行动,本不打算进攻甲地,却佯装进攻;本来决定进攻乙地,却不显出任何进攻的迹象。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敌方就无法推知己方意图,被假象迷惑,作出错误判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七月己未,“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贼,如安石所料。”[7] 王安石明白了王韶用意,“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好计策!实施情况如何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同续载:八月庚寅,“是日,熙河路走马承受李元凯奏:‘王韶自露骨山过,一日至五七下马步行。’上不知韶路径所趣,甚忧之。前此,王安石答韶书云:‘以万人为景思立后继,甚善,想当以其间攻洮、岷所不戒也。’上再三言:‘韶不当如此罢敝兵甲。’安石曰:‘韶颇有计虑,举动必不妄。’退召问习知路径者,乃言如此出师大善。”“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摩正弟巴珍觉,尽逐南山诸羌。摩正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将精锐尾官军伺击。诸将皆欲直走河州,韶独私念:兵抵城下,摩正必为外应,而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踪迹摩正所在,与战,破走之,然后抵城下。时守者犹以摩正至,已而知其非是,乃出降,遂城之。”[7] 王韶声言援河州,实乘其不备,定下南山诸羌,使摩正震恐,又遣景思立破走摩正,然后抵城下,以致“守者犹以摩正至”,可谓一举多得,精彩至极,用的正是声东击西,攻其不备之计。

7. 围魏救赵,各个击破。

围魏救赵,是指当敌人实力强大时,要避免和强敌正面决战,应该采取迂回战术,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动攻击,各个击破,敌于死地。王韶收复熙州、河州战役从大的方面看,是运用了围魏救赵、各个击破的战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载:“初,韶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三月丙午,度洮,遣王君万等先破结河川额勒锦族,以断通夏国径路,斩千余级。韶进兵宁河寨,分遣诸将入南山,破布沁巴勒等族,复斩千余级。贼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甲寅,韶遣诸将领兵旁南山焚族帐,斩三百余级,即日通路至河州。果庄等余众保踏白城西,杓摩雅克等族,去河州百余里。四月辛巳,师自河州闾精谷出踏白城西与蕃贼战,斩千余级。壬午,进至银川,破贼堡十余,燔七千余帐,斩二千余级。癸未,分兵北至黄河,西至南山,复斩千余级。又遣将领兵入踏白城,葬祭阵亡将士。甲申,回军至河州。乙酉,进筑阿纳城,前后斩七千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摩正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7]王韶明确指出,“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经过采取迂回战术,破其外援,于是敌人“遁去”;再经过几天的战斗,各个击破歼灭敌人,最终摩正投降,大获全胜。

8. 以逸待劳,择机出击。

孙子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5]“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5] 意谓困敌可用积极防御,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而我因势利导又可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不一定要进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甲辰,王韶奏,已领兵自秦州入熙州。上深怪韶轻易,王安石曰:‘韶此行不为轻易,西贼在马衔山外,摩正在洮西宁河寨左右,韶日行秦、熙境内,若贼入,须有烽火斥堠,安能近韶,若防刺客之类,即五百人不为少。况又沿路城寨所收兵五六千人,何所惧而不进?’因言唐太宗与颉利语事,上曰:‘太宗有兵随其后至。’安石曰:‘韶去贼远,又已集兵通远,臣窃以为无可虑者。韶昨与臣书,已进呈欲扼要害勿与战,须其人心离溃乃要而击之。且欲以修常诃诺城致贼,皆不为失计。兼累书及累奏,皆言持重,必不肯率易取败。’上令安石作书戒韶,安石谓不须如此。先是,上言韶若入熙州坚守为得计,安石曰:‘恐韶不得坚守,必择要害地据而扼之,候其师老人饥,然后讨击,乃为得计。’已而韶报安石书,所计悉与安石同。”[7] 王韶领兵自秦州入熙州,旨在“扼要害勿与战”,“候其师老人饥,然后讨击”,让自己占主动,消耗敌人锐气与力量,是典型的以逸待战术。

王韶经略熙河,披坚执锐,深入作战一线,恩威并用,五六年间,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战术,其军事思想一定是非常博大丰富的,鉴于《熙河阵法》已佚,仅据现有史料整理以上八个方面。王韶无愧是宋代“最具胆魄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军事家!

参考文献

[1](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 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宋)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吴九龙.孙子校注[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王可喜(1968—),男,湖北通山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词学、文献学。已在《文史》、《文学遗产》、《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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